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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1946年6月到1949年5月,国内物价比战前(1937年6月)上涨了36万亿倍,粮价比战前上涨了47万亿倍,分别比通货增发倍数超过了248倍和324倍。1949年5月21日,上海大米每石价格为金圆券4.4亿元,若以每石米320万粒计算,买一粒米就需要金圆券130多元。“粒米百元”成为当时恶性通货膨胀和物价狂涨的真实写照。


货币贬值后,百姓面对成堆的钞票一筹莫展

恶性通货膨胀与货币崩溃给中行的经营管理带来了不少问题。

一、对中行资本额的影响。

1948年8月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后,中国银行的资本总额6000万元,按300万对1的比率折合成金圆券,仅合20元,根本不能代表中行的实际资本。关于币制改革后中行资本金问题,中行常务董事会做出决议:就本行所有兑换盈余、证券盈余和历年各项提存准备等,共计金圆30800余万元,拨出6000万元,作为资本升值之用,按股平均分配,每股面值金圆100元,共计60万股,合金圆6000万元,即为中行资本总额。

二、存户要求清偿战前存款。

因战争关系,很多银行存户一直未能提取存款。抗战胜利后,因为通货膨胀,货币一再贬值,存户损失严重,纷纷要求银行清偿存款,并补偿损失。而银行认为通货膨胀造成的损失不应由银行负责。

1947年12月25日,政府公布了《战前存款、放款清偿条例》,对于战前存款给予一定的补偿。但是补偿比例和实际物价上涨的指数相比,相差甚远,引起了存户的极大不满,海外华侨尤为气愤。从以下两个例子中便可看出当时民众存款损失之严重。“存户林庆英等六人,战前定期存款22笔,共计大洋1358万元,根据清偿条例清偿,再以300万比1折合金圆券,存款20年,只得金圆券700多元。古巴归侨麦九根,出于爱国热忱,1946年4月将1200元美金汇入国内,合法币144万元,等到1948年回国收取汇款时,只能折合金圆券0.48元。”

根据福州中行及其所属各行截止1941年12月的统计,其战前存款应清偿的总数就达950亿元法币。由此推算全中行系统应清偿总数,金额之庞大可以想见。

三、钞荒严重,票据泛滥。

通货恶性膨胀后,物价上涨率大大超过了货币发行量的增长率。银行应付提存发生困难,中行各地分行往往要求上海中行接济现钞,而上海分行每日从央行所能领到的现钞数目,还不能满足自身需要。可见当时钞荒的严重情况。物件飞涨,现钞匮乏,作为交易筹码的支票、本票,在市上流通数量随之剧增。据上海中行资料记载,1949年2月,上海票据交换所交换张数为543万多张,3月份猛增到1362万多张,严重影响了票据交换工作的正常进行。

四、不少地方改用银元,给收付业务带来问题。

1949年春,金圆券面临崩溃,不少地区的收付改用银元,但是银行受到规章限制,对该项收付难于处理。中行将有关问题向中央银行请示,却又得不到及时回复。对中行的收付业务带来了一定影响。

从以上几种情况可以看出,在通货恶性膨胀,金圆券面临崩溃之际,中国银行的工作处于十分混乱艰难的境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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